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是中国迈向未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方向。
如何具体理解这一方向？会议有全面、系统、辩证的表述，读原文，读全文，就会心中有数。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碎片化议论，和会议精神并不一致。比如认为政策变了，要“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逼捐”了，财产权不安全了，未来不确定了。也有的把贫富分化归咎于“资本家”，呼吁加大力度“节制资本”，立即征收遗产税这样的直接税，等等。
不久前我写过《中国资本，向何处去》《中国企业家公益3.0：从捐，到助，到创》等文章，都涉及共同富裕，本无需再做絮叨。但看到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还是忍不住再写一文。

企业家在三次分配中的表现究竟如何？

这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这是完全正确的。

三次分配是“非强制性分配”，主要指慈善捐赠。我看到网上的很多观点，似乎都有一个假设，即“中国富人为富不仁”“没有怎么回报社会”。有人说，美国富豪如盖茨、巴菲特把钱都捐了，中国富豪很少有捐赠意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看美国。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4496.4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1%，其中个人捐赠占大头（3097亿美元），占比为68.87%。
另据《慈善纪事》发布的美国“慈善五十人”，2020年美国捐赠总额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共捐赠了247亿美元。
再看中国。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9年中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44亿元，其中，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占GDP的0.15%。最大的捐赠来源为企业，占比为61.71%。
2019年中国慈善捐赠体表

另据《福布斯2021中国慈善榜》，上榜的100位中国企业家（企业）现金捐赠总额为245.1亿元，同比上涨37%。捐赠过亿元的企业为51家，捐赠总额为221.7亿元。此外还可参照的是《2021胡润慈善榜》，在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中国捐赠额超过1亿元的富人有39人（含现金和股权捐赠，以及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捐赠），合计捐赠301亿元。
基于上述数据以及研究交流，我有以下结论：
1. 中国的GDP是美国的70%多，慈善捐赠总额是美国的5%左右，人均慈善捐赠额是美国的1%左右。相比而言三次分配水平总体较低。这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美国捐赠中，个人的宗教捐款比例很高，2019年美国对宗教的捐赠为1281.7亿美元，占捐赠总量的28.5%。中国人到寺庙上香捐赠，则基本未纳入统计。二是美国捐赠中包含了非钱物形式的劳务捐赠，中国也基本不包含，只是将劳务统计为志愿者服务时间。把这种因素考虑进去，中美慈善差距将缩小很多。
2. 中国企业家和美国企业家的捐赠水平的差距，远没有人均捐赠水平的差距大。2020年美国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捐赠了247亿美元，中国前50的慈善家捐赠了两三百亿元人民币，基本是汇率水平的差距。从三次分配这个角度，得不出中国企业家不努力回馈社会的结论。
3. 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1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全年捐赠约450.32亿元，在捐赠主体中占比最高；国有企业全年捐赠310.90亿元。据全国工商联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中国民营企业有10.95万家，通过产业、就业等多种形式对贫困户进行帮扶，共带动和惠及1564.5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上述结论，我觉得很正常。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让很多企业家建功立业，获得了以前无法想象的财富，他们自会感恩，国家也一直倡导富而思源，所以回馈社会是很自然的。
说“富人为富不仁、不回馈社会”，少部分可能如此，总体上绝非如此，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下也不可能如此。说类似这样的话，只会激化矛盾，引发猜疑，久而久之，甚至弄得真伪难辨。
最近，很多互联网平台都面临这样那样的整顿。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后，这是必要的，必须的，但我们还是要客观对待，并有基本的信心。以“三次分配”来说，2019年，全国2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汇集的慈善捐赠超过54亿元，同比增长68%；2020年9月7日至9日，由腾讯公益等发起的“99公益日”活动，三天时间吸引了共计5780万人次、数千家公益机构、超1万家爱心企业参与，筹得善款30.44亿元。
互联网平台有很大的推广力量。正是在其努力下，大量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慈善”的便捷方式，投身公益，养成“一块做好事”的习惯。对互联网平台在“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并继续促其发展和升华。
至于说美国富豪把钱都捐了，特别要注意：捐了不是被分了，而是成立专门的基金会，由专业人士打理，善用资金去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通过投资，让资产升值，获得更多资金用于公益。如果把“三次分配”理解成拿走、分掉，那完全是误解。

企业家最重要的本分是什么？

在肯定中国企业家注重对社会的回馈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面对“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宏大主题，还有不少不足。

我觉得，相比获得财富后回馈社会的表现，许多中国企业家在创造和获得财富过程中的表现，有着更多的问题，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差很大。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央领导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所以中国企业家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共同富裕的促进者。做一家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可持续发展的好企业，这本身就是对共同富裕的最大贡献。
在日常调研中，我不时会从供应商、经销商、员工、金融机构、媒体、政府、消费者等维度了解中国那些有名的企业。他们会告诉我，哪些企业名实相符，哪些企业名不副实。
前一段和朋友谈到一些大企业“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不久前还在《财富》500强里，很快就跌得不知所踪，如华信、安邦。朋友说：“有的企业为了在政府、社会和银行面前树形象，用贷款去捐款，但是自己周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保障不了，这有意义吗？可持续吗？”
今天的企业家，其本分不应是做大、出名，而应是踏实、诚实，坚持生产性创新，践行高质量发展。做大、出名，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切不可颠倒。
我们需要更多的好企业。把“好”放在“大”的前边。好企业，是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日之前，一定把钱打到合作伙伴的账号。

好企业，是努力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让员工的身心更加健康、得到全面发展。

好企业，是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以创新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好企业，是对内员工热爱，对外消费者喜爱。

好企业，是对环境和社区负责，是良心纳税人。

好企业，是不投机、不夸耀、讲诚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但不少企业理解的“好”，是以大为好，有名就好，而不管是怎么大的、怎么出名的。
高质量发展就是好的发展。要践行高质量发展，企业的关注点就不能仅是结果导向的财务指标，也需要包括非财务指标。
非盈利组织SASB（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企业应该将可持续发展信息融入财务报告，并提出了5个维度26个指标，以反映那些“最有实质性关联的可持续议题”，提请企业关注自身的表现。这5个维度是：环境、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商业模式与创新、领导与治理。

如何更好地参与公益慈善和社会创新？

通过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自己富裕了，对周围的利益相关者的富裕也有贡献了，这时要进一步考虑，如何更好地参与公益慈善和社会创新，为整个国家的共同富裕做贡献。

这方面的具体路径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ESG、公益慈善创新，等等。在此不赘述。
按我个人的观点，企业对社会尽责的最高境界，是从当下未被很好满足的社会需求出发，把社会价值、社会责任植入企业的价值观、长期战略和日常运作。这样，做企业的过程，就是对社会尽责的过程。
彼得·德鲁克从两方面阐述过这一道理。
首先，“商业企业的职能就是通过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发展的机会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也为本机构服务”。
其次，“商业企业始终应该力求把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转化为对本企业的机会”，如陶氏化学将排放的有毒气体和有毒物质转化成可销售的产品，变废为宝；杜邦把控制工业产品有毒物质的业务发展成一家独立企业，不仅消除自身产品的毒副作用，也为别的企业服务，检验其产品的毒性，为其开发各种无毒化合物。
“健康、更好的居住条件、营养的提升、对老年人的关爱、更安全的财富、更新鲜的空气，都是当下未被满足的巨大需求。但数十年来，企业却忽略了这些最大的需求。”迈克尔·波特说过。
长江商学院教授朱睿说，商业向善不是简单的捐款，而是企业家能挖掘、发现商业活动中的公益价值，用商业的逻辑，更有效率地解决社会问题，让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创造社会价值。
一个负面的例子是货拉拉平台涉及的女孩跳车身亡事件。朱睿说，中国企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就是需要明白，“企业的价值已经不是仅仅由其商业模式成功与否就能够决定的，而与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这些已经成为了企业成败的生死线”。
一个正面的例子是长江商学院学员创立的一家互联网家居装修平台，它为买了新房想装修的消费者推荐装修公司。该平台要求被选中的装修公司在进驻小区时，同时带几个分类垃圾桶，将装修垃圾随时分类回收，还鼓励小区的其他居民把家里的可回收垃圾放到装修公司的垃圾箱，并给予一些小额返还作为奖励。这种方式既有助于保持小区干净，还可实现垃圾重复利用，减少污染，并促进小区居民之间的融合。
我之前在腾讯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个例子。在深圳养护院，腾讯微瓴团队做人脸识别模块的8个博士，为了获得数据以测试机器的灵敏性，自己在实验室和养护院现场摔了几百次，最终做成了一个系统，通过摄像头可以检测到老人们摔跤跌倒，并立刻报警。但因为涉及老人隐私，系统的摄像头只布在室外，不在室内安装。
不久后，博士们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在屋内使用热感应技术，既解决了隐私问题，也能实现屋内的摔跤跌倒报警。这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也是科技向善的探索。

先富、共富从来都不是割裂的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句话的分量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样重。

先富、共富是统一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点上，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两者从来都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都不能少。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1986年3月他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1986年8月他在天津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可见，80年代强调先富时，也没有不讲共富。
“先富”这一句话，澄清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不少模糊认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道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成就赖此以成。
今天提出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句，既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提出了具体的促进路径，而且和之前的“先富”也是衔接的。
我反复读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报道，觉得最重要的两层意思是：
第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说明了什么是共同富裕）
第二，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说明了怎么促进共同富裕）
至于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都是长期一贯的提法，只是有些措辞更加坚定。
会议还特别提了一句，“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这显然是针对当前资本市场下跌引起的猜测的回应。不保护产权，谁还有长期打算？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点、关键点。
“共富说”事关长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属自然。只要全面领会，把握住历史的脉络和新发展的特征，企业家就会坦坦荡荡，在新时代开新局，有新作为。
“以他者为念甚于为己而谋、抑己之私而行仁于外，人类天性之完善以此构成。” 亚当·斯密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令人回味无穷。也和大家一起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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