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型社会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与职业教育使命担当

发布日期:2022-01-28 18:01:27 来源:郑州计算机学校
当前,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需要定位于服务发展共同富裕,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工人技术技能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通过引入多种要素优化工人薪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三是实现产业工人的终身发展与发展工人文化。通过对技术发展趋势的考察,发现今后的生产将会从“机器换人”转向“人机协同”,产业工人成长周期变长,成长路径动态化,成长需求全面化。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布局、人才培养规格、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对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工人需求变化依旧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助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要进一步明确职教本科人才培养定位,优化职业本科教育专业布局;强化学校职业技能培训职能,拓宽职业院校技能受教育群体;加强职教集团内部标准化建设,完善产业工人技术技能积累。

构建技能型社会,旨在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命脉紧紧相融,与共同富裕福祉紧紧相连。面对当下以技术创新为重要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工人技术技能水平,将对我国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长远而重要的意义。在构建技能型社会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这一发展命题?技术发展又将会对产业工人产生怎样的需求?职业教育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的供给主体又面临着怎么样的挑战?厘清这些问题将是加快构建技能型社会,迈向技能强国的重要一步。

一、技能型社会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命题与诉求

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产业工人已经从阶级身份的标签转变为服务社会的职业。在这样的内涵转变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审视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定位与发展瓶颈。

(一)从“经济建设”到“共同富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新命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将产业工人队伍培育定位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就业稳定民生层面。一方面是“做大蛋糕”,即通过提升产业工人技术技能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另一方面是“分好蛋糕”,即通过引入知识、技能、技术等价值要素,改善产业工人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处理两者关系的本质其实是处理经济发展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单纯地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待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那么将每个产业工人都视作理性的经济人,随着蛋糕不断做大,两者之间的冲突势必会逐渐变大。也正因为如此,当前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逐步迈入常态化轨道的情况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需要逐渐从定位于服务产业经济发展转型为服务发展共同富裕。

让产业工人切实感受到勤劳创新致富的获得感是共同富裕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重要主题。一方面,需要将技术、技能、创新等多种要素纳入薪酬分配体系中,从物质层面保障公平与效率;另一方面,更要实现对“蛋糕”的“优质共享”,即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的过程中,除了让产业工人切实感受到共同富裕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应实现产业工人对社会建设成果的共享,达到体面就业、体面工作。其中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实现产业工人的职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就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即人的各方面能力不再受到压力和限制,并且能最大限度得以发挥和拓展;二是对工人文化的再次发展,一方面是提升个人对所从事工作的文化历史认同,另一方面是提升社会对技术技能工作嵌入社会运行系统中的功能价值认同。

(二)结构与质量依旧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重要诉求

 

“十三五”期间,在《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等多项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成效显著,新增高技能人才超过1000万人,形成了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各类职业培训学校、产教融合型企业、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多元产业工人培育格局。2020年,我国共组织补贴性培训2700.5万人次和以工代训2209万人。同时,我国开始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十三五”期间我国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共获金牌24枚,银牌16枚,铜牌5枚,优胜奖27项。

 

但是,我们仍意识到工人技术技能与产业需求不匹配依旧是掣制当前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关键问题。从整个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看,我国技能人才总量仍然不足。截至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但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仅为26%。从分布看,我国不同地区对于产业工人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对各种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呈现旺盛态势,但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呈现“纺锤形”结构。从结构看,高技能人才占整体技能人才队伍比重依旧不高。“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高技能人才1000万人,但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从质量看,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仍有待提高。《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0948.41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5,日本的1/3,德国的1/3。总之,在当前新竞争格局下,优化结构、提升质量效益仍旧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短板与弱项。

二、技能型社会下产业工人需求特征与职业教育困境

生产技术的特征决定着产业工人需求的画像。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深化了机器人技术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对于职业教育进一步助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与困境。

 

(一)从“机器换人”到“人机协同”:产业工人需求新趋势

 

“机器换人”稀释掉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释放了大量从事简单重复生产的劳动者。中端技能市场的劳动力被不断压缩,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者间的差距不断拉开。同时,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控制权和议价能力被进一步削弱。随着数字化工厂智能制造的不断演进,这种替代的范围和程度势必扩大,并将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流水线上的劳动者还是与机器竞争工作岗位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始终是紧紧围绕着机器展开。机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劳动者在体力和脑力上得到解放,但却给劳动者带来了更重的负担。劳动者必须以高度紧张的状态和最大的体力消耗以配合机器运转的速度。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展正使得生产从“机器换人”转向“人机协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自动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机器在拥有基本逻辑判断能力的基础上能够拥有更为复杂且灵敏的感知能力,不断优化的学习能力。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得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内容工作机制变得更为透明,机器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替代劳动者,加深“机器换人”,真正实现全生产过程自动化、无人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开始将生产从“自动化”转入“智能化”,基于生产流程和智能装备的组合可快速、灵活调整,实现柔性生产,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客户需求个性化、定制化将成为未来企业间新的竞争空间。对此,复杂的人机协同被大量需求。企业生产方式重新被拉回以人为中心的组织模式,劳动者将真正完全从高强度、危险、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承担更多的管理、创新的工作。同时,针对我国“卡脖子”行业的发展也急需大量能够人机协同工作的技术技能工人。当前,芯片、集成电路、医药核心技术、新材料核心技术等岗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远远不止2,一个职位往往五六个月也等不到合适的人才。“卡脖子”行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往往面向的是制造设备中的精细化零件和精准的生产操作。

(二)“人机协同”趋势下的产业工人特征

 

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产业转型浪潮,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也发生了转变。一是对工人文化素质要求提高。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过程的优化,而且带来了人机、人人间交互方式的变化。这便要求工人需要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有效掌握数字化参与、数据分析、在线协作等能力。同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理念也要求工人具备良好的绿色素养,通过技术技能提升改变原先粗放型的生产操作。二是由重视岗位技能转向岗位协调能力。随着自动化生产程度的提高,现代工作变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具体表现为许多传统工作岗位的消亡或合并,对工人专业知识、能力要求也相应拓宽,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将逐渐淡化强调岗位技能的专业转而注重岗位协调能力提升。三是通用能力将被更加重视。机器换人进一步推动了产品的集成化与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得到进一步简化,由此导致工作岗位合并,工作范围拓宽,对工人专业知识与能力要求更宽,更需要注重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

 

在“人机协同”的发展趋势下,产业工人与生产设备同时嵌入生产组织流程,其成长路径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是培育周期变长。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设备,以更高的精准度、灵活性等提升了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工艺流程,更为细致、全面地提高了服务质量。前者以技术进步进一步使得生产设备操作、维护等环节更为复杂,加长了掌握操作生产设备的学习时间。后者则是以工艺流程改善进一步复杂了操作流程、提高了动作精度,需要工人以更长时间反复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二是培育动态化。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正在进一步加快工艺流程、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的更新速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指出进入新世纪时,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2~3年。这意味着工人不再单纯以动作技能精进为终极目标,而是要面临技术更新带来的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变化,通过不断学习新的技术知识保持产业行业所需要的生产能力。

三是培育全面化。自动化机器的大规模应用把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分离开来,工人受制于机械化管理,无法展示自己的个性。随着“机器换人”的深化,机器逐渐将工人从死板的管理环境中解脱出来,与之替代的机器重新变为工人的工具,允许工人发挥创造创新能力。因此,技能人才的培育不再仅局限于面向服务生产一线,同时也需要培育其观察现象、思考探索等方面的核心能力,提高其创新能力与对职业文化的认同。

 

(三)职业教育助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困境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终身发展需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人才并促进全体劳动者职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类型。2020年,我国职业教育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也凸显了对企业复工复产、劳动者就业创业等方面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但是,我国职业教育适应产业转型能力不足依旧是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需求的重要症结。

 

首先,人才培养结构不适应区域产业需求。一方面缺乏对区域重点部署产业的专业规划建设。例如,绿色石化产业是宁波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浙江省四大万亿产业之一,全市石化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3609.7亿元,约占全市规上工业产值1/5,产业规模位居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前列。但是,宁波市45所中高职、技工院校共283个专业,与绿色石化相关的专业仅4个。另一方面,重复设专业又使人才供过于求。院校对热门专业的过分热衷,并不是在为企业输送新鲜血液。以会计专业为例,浙江省杭州、金华、宁波等地区有11个高职院校开设,人才供大于求。同时,随着“四新”技术的发展,市场对于会计职业的人才需求数量也在逐渐下降。2020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显示,财会人员、行政办事人员、秘书、打字员等职业的用人需求相对较小,求人倍率均在1∶3以上,其中,南京更是到了1∶16。

 

其次,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依旧缺乏明确界定。在技能人才培育周期变长的情况下,依靠学校职业教育能够短时间内将未来工作岗位需要的技能高质量地教授给学生。基于此,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以进一步贯通技能人才的成长路径。那么这类人才的培养定位究竟是什么?有学者提出职业本科教育培养的是技术应用型人才。也有学者提出职业本科教育培养的是专业性技能人才,是主要面向链接研发和生产的中间环节的岗位,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和工艺设计能力,能适应复合型岗位及复杂问题情境对一线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但是,进一步明确提出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符合标准的观测点又是什么?如何区别于普通本科和高职进行考核?这些问题似乎仍有待清晰。此外,人才培养目标的模糊也使得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我国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实力整体偏弱,群组内部差异悬殊,人才培养质量、办学效益问题突出。目标与路径难以形成合力将是职业教育助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重要瓶颈。

 

再次,人才规格素养与高新技术岗位的对接有所欠缺。在技能人才培育全面化的要求下,职业教育在关注培育学生技术技能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当前产业用人所需要的核心素养。笔者对杭州市部分企业的用工情况调查发现,缺少高级技工和经营管理人员的企业分别占15.7%和13.9%,并且随着部分规上企业加快“机器换人”的步伐,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在逐渐减少,逐步转向对机器维护、数据更新等技术人才的青睐,可见,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愈加重要。与此同时,大部分院校在人才培养上还过于单一化,只强调“专”。放眼当今产业转型、经济升级的社会,单一化的人才结构似乎不能满足新技术、新岗位的需要,多元化的知识构架显得更为重要。现在企业招聘员工,并不局限于一技之长,而更注重综合素质、一专多能,通用能力越发凸显,若人才培养规格还只拘泥于本专业的知识技能,无疑会跟不上当前以及未来更为先进的技术技能发展。专业建设未必要遵循某一门类知识,大可尝试跨门类的知识结构,为学生提供更为广博而有用的跨界的知识与技能。

 

最后,学校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衔接路径仍待畅通。学校职业教育的目标有限性以及当前技术知识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得学生在学校中所习得的技术技能难以满足其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对此,需要以职业技能培训实现人才培育的动态化。2019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生约760万人,而我国对于产业工人需求依旧有上千万的缺口,可见,学校教育体系对产业工人队伍贡献的力量有限,必须重视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对于产业工人队伍技能提升的重要作用。而当前学校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仍需打通在人才评价上的衔接与学习成果上的积累。一是人才评价方面,产业工人多是以技能等级作为职业成长的重要标志。而学校职业教育体系仍旧处在学历教育体系,如何将学历水平与技能等级形成互通是加快产业工人成长的重要一环。二是学习成果积累,当前,学校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多是两个系统各自在运行,培训内容多是对企业生产上的需要,使得在学习内容上容易出现同质化,难以满足工人自身成长。

三、技能型社会下职业教育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路径

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从初期面向岗位、匹配学历到面向产业、匹配专业,再到如今面向发展、匹配技能。切实发挥职业教育对高素质产业工人的支撑作用,始终立足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需求,将成为我国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战略选择。

(一)明确职教本科人才培养定位,优化职业本科教育专业布局

在科学研究不断转化为现代技术的当下,职业能力愈发重视系统的技术知识体系,对于技能的形成也有着更强的路径依赖。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本质便是逐渐建立起与学科知识体系平行的技术知识体系,从课程设置、教材开发、教学评价等环节形成具有类型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发展的重要前提便是明确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否所有专业都适合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如不是,那又该如何布局专业?厘清这些问题是实现进一步推动技能人才高职本科衔接,彰显职业本科类型属性的重要举措。

首先,明确各产业行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路径。厘清各行各业高技能人才的兼容属性,如金融类、管理类等专业人才多数可以由普通本科人才向下兼容,而机械制造类、幼儿教育、护理等必须由职业教育形成一以贯之的长周期培育,在此基础上确定该类人才的培育主体。其次,深入分析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从产业链的视角出发,在确定重点产业后,将产业上下游的相关专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专业,防止人才链的断裂。最后,合理分析区域的高等教育规模,选择适合的发展路径以及合适的职业院校进行探索,保证区域内形成各类各级教育合理布局,切勿盲目发展职教本科而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就业矛盾。

(二)强化学校职业技能培训职能,拓宽职业院校受教育群体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相互融通发展的学校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两个体系。首先,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其教育教学优势,协同企业、行业协会等联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分析企业生产需求与职工技能水平,编制定制化培训内容。学校要主动与企业联系,将学校培训工作形成市场化运作的格局,形成学校服务产业行业的培训品牌。同时,以经济开发区为基本单位,依托企业、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公共实训基地,按照“政府统筹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市场自主调整”的思路,建立技能服务站。其次,学校要加强新业态下数字技术应用,实现“互联网+职业培训”的技能提升新模式,将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学分记录进个人培训档案,推动工人线上线下学习内容的匹配。最后,职业院校应充分释放“百万扩招”红利,广泛吸纳非正规就业群体接受正规职业教育与培训。加大对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就业弱势群体技能的提升,依托职业院校教育资源,促进农民工技能培训、下岗与转移人群职业资格培训、现役军人与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相衔接、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互为补充,为社会开展技能储备培训。

(三)加强职教集团内部标准化建设,完善产业工人技术技能积累

在产业工人成长路径的周期变长、学习动态化的趋势下,关键是做好产业工人的技能评价与技术技能积累。当前,职业院校通过采取1+X证书的方式推进学生学历与技能水平并行成长,但是,由于证书在不同企业间的认可度以及证书间本身的质量不尽相同,使得不同企业对X证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这一问题的本质是证书作为公共物品与集体利益间的冲突,企业在其中作为个体以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了在市场中的矛盾冲突。因此,可以探索以职业教育集团作为“游说组织”,以具有一定规模的职业教育集团进行尝试。

一是在职业教育集团中实现统一的技能人才等级标准,以集团内部成员认可的X证书或者其他技能等级证书作为集团内产业工人技能水平的标准,集团内部的工人评聘转岗皆可以以认可的证书作为能力水平的证明。

二是在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建立人才成长档案,学校、企业、行业、政府等集团内部组织可以针对集团需要的重点产业行业人才,共同规划制定人才成长路径。对各个阶段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进行模块化拆解,并设置相应的考核评价,如技能等级证书等。

三是在职业教育集团内形成相应的产业工人待遇福利标准,将技能等级作为集团内部工人薪酬分配的重要依据,形成集团内部的工人激励体系,建立层级清晰、进阶科学、激励有效、奋力可及的技能人才荣誉体系,提高对优秀产业工人的奖励力度。

总的来说,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有着一段时间以来工人身份受轻视的文化观念因素,也有着教育与培训体系不完善的制度建设问题。建设产业工人队伍要打破单一的经济功能视角,更多地立足于共同富裕视角。也正如此,需要切实发挥职业教育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将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产业经济高发展有机融合,真正打造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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