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教师退出机制”正在越来越多的省市被宣布或者落地。

就在上个月，贵阳在《贵阳贵安教育三年攻坚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到，“将完善教师退出机制”，算是正式官宣加入教师退出的相关探索和完善。

在很多人眼里，教师这一职业就等同于“稳定”，教师资格证的连年走热，不少人也正是冲着“稳定”而来。

但如今，根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全国明确宣布了教师退出机制的，已经超过10个省市。

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教师行业将不再是“铁饭碗”。

同时，此举也带来了新一轮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一措施带来了优胜劣汰，有利于优化教师队伍，促进教师珍惜教师岗位努力工作。

也有质疑者提出，在当前唯分数、唯升学评价体系下，如果以学生考试成绩、升学，以及教师完成行政指标的情况，考核评价教师，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唯分数、唯升学功利倾向，并增加教师的考核压力、非教学负担。

所以，核心焦点是：怎么退？按照什么标准退？谁来决定这个标准？

2023年2月，贵阳市在《贵阳贵安教育三年攻坚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实施教师“末位退出机制”，实行“首次取消目标绩效、再次调离转岗、三次落聘退出”。

多地接连提出教师退出机制，引发公众热烈讨论。支持者认为，打破“铁饭碗”优胜劣汰，有利于优化教师队伍，促进教师珍惜教师岗位努力工作。

但许多老师在看到这一政策时，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实行教师退出机制？不是已经有教师定期注册制度了吗？”

此前，国内曾于2016年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五年一周期”的定期注册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教师终身制，让不合格的教师退出，让教师队伍有更好的“源头活水”。

而当前的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是在定期注册制度基础上，对教师进行更严格的考核、评价与淘汰。

二者的相同之处均为打破教师“铁饭碗”。

不同之处在于，退出机制是考核不合格的教师从某地、某校“退出”、不再聘用；定期注册制度是注册不通过的教师，失去教师资格，不得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韩民认为，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需要教师专业队伍的提升，专业性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这也是退出机制存在的必要性。“目前我国部分中小学、幼儿教师存在很大的可替代性，部分人并不具备当教师的资格”。

基于专业技能角度，教师退出机制设立了教师门槛，有利于整体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入门后也不是一劳永逸，依然要求教师不断进行自我素养、专业技能的提高”，韩民说。

“教师退出机制真正实施起来可能会异化成‘末位淘汰制’，并不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与发展。”有反对者表示。加之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繁杂多样，考核必定也需要参考多种因素，“如何公平合理地判定一名教师应该‘退出’呢？”

因此，“退出”的标准由谁制定、如何实施等问题，至关重要。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教师退出机制的标准和程序由谁来制定”，这是一个难题。他表示，如果由行政部门制定，那么会存在程序上的问题。在实际评估教师是否应该退出的过程中，不能只是行政部门开个会就决定了，这会导致客观性、公正性的缺失；行政部门本身也会觉得这是个“烫手山芋”，与其如此，干脆放手。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常莎同样认为，如果在教师退出考核中无法做到专业同行评价，而是行政主导，将学生成绩、升学情况等作为指标，那可能会导致急功近利，催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教师的工作是育人，而不是生产某样产品，所以该如何评价一个教师合格与否需要深入探讨。”韩民也表示，评价教师工作并非易事，要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教师退出机制应建立在对教师科学、合理、公平的评价基础上，否则会存在机制被不当利用的风险。”

“实施教师退出机制，需要解决谁来考核、考核什么、怎么考核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也表示，关键是改革对教师的管理和评价。

他认为，我国对教师的管理与评价由行政部门主导，和对学生一样，强调考核与竞争，包括实行绩效工资制度、职称评审制度、定期注册制度，把考核、评价直接与薪酬、续聘挂钩。

所以，熊丙奇建议，在中小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将教育事务的管理与决策交给学校教师委员会。同时，重点探索学校办学与教师评价改革，建立专业同行机制，由专业同行以教育标准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育贡献。

“专业评价机制也是当前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论文等不科学评价体系，迫切需要建立的评价机制。”熊丙奇称，从长远看，提高国内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重要的不是强化外部考核，而是要激发教师活力，促进其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对教师的管理与评价，要回归育人本位。”

来源：成都商报教育报道

记者：尹可然  综合红星新闻、界面新闻、人民政协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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